老将军讲述改造日本战俘的故事
分类:上海时时乐文学

新华社石家庄7月7日电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的日子,河北沧县67岁农民曹文通又运来一些沙石料,小规模修缮当年日军侵华时留下的一座炮楼。这个侵华日军炮楼在华北地区比较罕见,为保存证据,教育人们勿忘国耻,曹文通义务看守和修葺炮楼已31年。

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,笔者有幸结识了刘国霖将军,并与刘老成为了忘年之交。目前健在的日本战俘后参加八路的多是刘国霖将军的战友和部下。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,每次见到刘老,笔者总是问东问西,特别是抗战中教育日本战俘的事情,更是追问再三。听刘老多次讲述,笔者摘要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和人,记录下来:学日语在延安,由于刘国霖学过日语,便被分配到抗大三分校五大队的敌军工作训练队。接待他的是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,鼓励他好好学习,将来到前线去做敌军工作。这是1938年12月的事儿。刘老说,敌工队位于延安北门外的二排窑洞里,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留守兵团为邻。敌工队的学员分初级班、高级班。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员日语好,都编入高级班。我由于口语差,读写还可以,就编入初级班了,从基础日语学起。每班有10个学员。一开始是一位朝鲜人教日语,没过多久,从前线送来一名叫吉积清的日本战俘教我们口语。1939年春,从120师又送来一名日本战俘春田好夫。由日本人来教我们日语,所以大家的日语会话水平提高得很快。这两位后来都成为“反战同盟”的重要人物,特别是吉积清,由于工作积极,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,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,说明共产党优待俘虏、一视同仁政策的诚心实意。发传单、喊话与感化破坏者1941年10月的一天,组织上通知刘国霖到抗战前方的野战政治部去工作。算起来在延安已经学习了三年多,他日夜渴望投身到抗日最前线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一路辗转,刘国霖终于到达野战政治部所在地,山西的麻田村。敌工部部长是漆克昌,科长和几名干事都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,敌工部下属还有以前田光繁为首的“觉醒同盟”成员七八个人,此外,还有未参加同盟的日军战俘十几人。1940年秋百团大战时,日军俘虏逐渐多起来了,所以,野战政治部的敌工部成员都忙得不可开交。由于敌工部成员及“觉醒同盟”的老成员都积极做战俘的思想工作,到1942年,绝大部分日军战俘都改变立场,自觉参加“觉醒同盟”,进行反战活动。同时,在太岳、冀南、冀鲁豫等军区也相继成立了“觉醒同盟”支部。“觉醒同盟”后来改为“反战同盟”,主要活动就是油印反战传单,放在敌人炮楼附近,或托村长等人送到敌人手中。“反战同盟”成立之前,敌工部也印发传单,但是政治口号空洞、概念性的内容多。由同盟成员编印的传单,就切合日军的心理了,也能引起他们思乡、反战的情绪。盟员们还做出印有樱花的慰问袋,里边装上大枣、核桃、点心、香烟、香皂之类的,送到炮楼里的日军手里。在侵华战争陷入泥沼困境之时,物质供应贫乏的状况下,他们对八路军的“慰问袋’:是很欢迎和感谢的。有的日军收到后还送来感谢信。另一项重点工作,就是由敌工部干部带领盟员,乘夜色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,到敌人炮楼附近去喊话,跟炮楼里过去的战友拉家常,劝他们为了和平,不做无辜的牺牲,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,扫荡时不要伤害老百姓等等。在距炮楼30-50米的地方,隐蔽起来向日军喊话是很危险的,日军小队长怕上级处罚,命令部下向喊话的盟员开枪射击。一般情况下,八路军是不还击的,以示我们的诚意。笔者问刘老:在喊话中出现过危险吗?老人沉思了一会儿,放低了声音说:有啊,有。1944年5月的一天夜里,“反战同盟”支部长亲自带领几位盟员,去襄阳县河口镇的日军炮楼前喊话,盟员砂原利男刚开始喊话不久,就从炮楼里射出的子弹,将他的大腿打成重伤。掩护部队的排长劝他撤下来,他却在血流不止的状况下继续喊话。另一名盟员,竹野甚七也一起喊话。可是一排机枪子弹打了过来,二人均受重伤,后经抢救无效,壮烈牺牲。当时,砂原27岁,竹野25岁。我们在王堡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还写了《悼国际战友砂原、竹野两君》一文,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。据我所知,抗战八年中,我军俘虏日军战俘大约2000多名,自愿参加“反战同盟”的大约300多人。其中,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牺牲了20多名盟员。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,后来,我们就多用电话来喊话。就是将我们的电话机,接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电话线上,可听到他们之间的通话内容、姓名和职务,又可以与他们说话进行宣传,而他们又伤害不了我们。由于“反战同盟”积极、频繁的活动,搞得敌军人心惶惶,这使日军上层非常头痛。后来,他们就想派遣特务假装投降八路,或故意让我们俘虏,从而混入“反战同盟”,企图进行投毒、策反、暗杀等破坏活动。有的被我们识破,有的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,认识到八路军是仁义之师,就主动坦白交代,并自愿加入“反战同盟”,我们也不歧视他们,而是真诚地欢迎他们加入。日本教员来教刺杀“反战同盟”成员的主要工作是反战宣传,教育日军俘虏。我们也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,知人善任。有的当了炮兵教官,如水野靖夫;有的当了日语教官,如山下好之:有的当了医生,如山田一郎,后来,他还当了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内科主任、副院长,并成为中共党员。刘老说,都说美国大兵善拳击,中国士兵大刀厉害,日本兵白刃格斗刺杀过硬。在抗战期间,我军参照日军教材,编写了《刺杀教范》。可是光学教范,纸上谈兵效果不大。于是,我们就从盟员中挑选刺杀技术好的,到部队当教员,教授和示范。我呢,就一同前去,任现场口头翻译。特别是练对刺时,对象是真正的“日本鬼子”,等于实战训练,日军刺杀的套路、险招都一清二楚,训练班干部受完训练,回去再教士兵。这样,八路军的刺杀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可是,在一次训练刺杀时,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。太岳支部一名盟员在教八路军士兵刺杀时,打死了一名士兵,他吓坏了!认为肯定会被枪毙的。后来,经过仔细调查,是枪支管理者的责任,他没有把枪中的子弹退净,在拼刺中,那位盟员误扣了扳机。因为日本军队规定在战场上拼刺刀时,一定要将子弹退出。结果,并未处分那位盟员,而是处分了枪械管理者。这事儿对全体盟员震动特大,他们从心里更认定加入八路军是幸运的。“花姑娘”的故事笔者问刘老:听一位朋友说,有一个日本兵当了俘虏,还向你要“花姑娘”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?刘老一听,哈哈大笑了一阵说,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那是1942年5月反扫荡时,我到王家峪去找襄恒独立营。听说两个民兵抓了一个日本兵,怕他逃跑,就把他囚在一个枯井里。通过交谈,我知道他叫小西政贤,农民出身,是敌军36师团的。我跟他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,以及由日本人组成的“反战同盟”及其活动内容,而且告知他,盟员中就有他的老乡。他情绪安定了,我又让人给他吃了鸡蛋面条,也不再把他囚在枯井里了……下午四五点钟,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个小西写的纸条,我一看用日文写着:“早先到院子里的花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?”我一看差点儿气炸了肺,真想揍他一顿,可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呀!我就叫来卢殿甲县长,审问训斥了小西政贤一顿,他知道错了,一直低着头。小西后来也改变了立场,参加了“反战同盟”,后来我们相遇,他还十分不好意思呢……两张照片1946年夏,根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安排,刘国霖带领30多名反战同盟盟员,以及部分日军俘虏和日侨一共124人,步行十来天,到达石家庄南的元氏县,将这批日本人交给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,由他们转送到大连南边的葫芦岛,待船运返回日本。刘老说,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抗战时是为日军卖命的伪军,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夺胜利果实,扩军准备打内战,就被国民党36军收编,摇身一变竞成了“国军”,将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盟员交给他们,真是荒谬之极。临分别时,与我们相处多年的老盟员热泪盈眶,紧紧与我握手拥抱,互道平安,盼望有朝一日战友重逢相见。说到这里,刘老拿出两张黑白照片让笔者看,第一张照片就是1946年在元氏县分别时,刘老与“反战同盟”两位支部长的合影,左边是星川诚一,右边是水野靖夫。这张照片曾在国内各种报刊以及电视节目中出现过,是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着名摄影作品。另一张是由他护送的123名日本人在一起的合影,密密麻麻的几乎看不太清楚面目。刘老说,这张照片是欢送日本人临行前拍摄的,摄影者是129师摄影科科长裴植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本来送还的日本人一共是124名,摄影时却是123名。因为出发前夜开欢送宴,有一名日本人由于将要回国,心里非常激动,喝酒过度,突发脑溢血而死,真是乐极生悲。我们只好将其埋葬。可是,就在临出发时,又有一个日本兵投降者赶过来,要求与大队一起回国,但是来不及办手续了。谈话中得知,此人与死去的人正好是同村的老乡。于是我们经研究,临时决定让他顶替了死者名额,并将死者的一点骨灰经过处理后,放入一个小木箱,让这个日本兵捎上,随大队人马回了日本,交给死者家属。这件事儿在日本人中传开,他们从心里叹服八路军,认为八路军最讲人道。后来……解放战争中,刘国霖在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任科长,仍然是做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。全国解放后,在军队中的教育、科研、国防科委等处工作。1989年10月,有日本中央大学和一些反战和平友好团体,在东京举办“日中战争中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研讨会”,特邀刘老出席。刘老到达东京的当天傍晚,他的老战友,时任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、“八•四战友会”第一任会长的水野靖夫,会同第一日本人老八路前田光繁,还有当年“反战同盟”山东滨海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,赶来看望刘老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当年血气方刚的战友,如今都已是满面风霜、头发斑白的老人,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激动得热泪横流。几位老人高兴得像天真活泼的儿童,说到兴奋之处,还用手比画着“八”字,高声大喊“我们都是老八路!”刘老为3位战友带来了解放军特制的毛背心,让他们穿在身上。他还为水野靖夫带来一件特殊的礼品,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在元氏县分别时,3人的合影。水野靖夫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,捧在手里久久端详着说:“太珍贵了,这要成为我的传家宝,这是中日战友亲如兄弟的写照……”老战友重逢的第二天,刘老在早稻田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“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工作和日本人‘反战同盟’活动”的长篇报告。刘老在讲演结尾时说:“在抗战中,‘反战同盟’盟员的积极活动,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国民,在觉醒之后,勇敢地与被侵略国的国民站到一起,呼唤和平、反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行动。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独特的、罕见的,这也证明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!”(《环球视野》第357期,摘自2011年3月1日《中国国防报》)

自1986年起,曹文通就把家建在了位于荒郊野地的炮楼旁,朝夕相守。炮楼南面是大片农田,东面是京沪铁路的故道。经曹文通申请保护,这里至今仍留着一段约200米长的老式铁轨。“当年日军修建炮楼主要目的就是为看护这条铁路,好运走他们抢夺来的物资。”曹文通说。

人们恨日本鬼子,一度想破坏炮楼。曹文通觉得这是日军侵华的罪证,可以“讲述”这段历史。因为看护炮楼要来回奔波,难免出现疏漏,曹文通紧靠炮楼东墙建了两间砖房,把家搬了过来。

老曹家境不富裕,但修炮楼舍得花钱。多年来,他不断培固炮楼四周,自己也说不清运了多少方土,只知道马车的车轴用坏了6根。“留着这个炮楼,作用可大了。”曹文通说,“一些专家来看过,说这个炮楼在华北地区非常罕见,值得保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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